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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甲骨材料出发,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,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“下行而左”和“下行而右”两种方式,也就是说,行序是自由的,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“下行而左”,即行序“从右至左”为主,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。

  那是不是竹简呢?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与甲骨文同时期的竹简实物出土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竹简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所起的作用。

  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曾提出“贞人备忘笔记”的说法,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,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,等占卜应验后,根据记录再契刻甲骨。如果确实存在这种“笔记”,那么采用的书写工具可能有甲骨、竹简或帛书。而根据占卜活动的频繁和竹简的相对易写易得,竹简应是最常用的工具。

  作为辅助的竹简,将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,而行序相对灵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字序的恒定带来持简方式的固定化,最终促使竹简开发出最适用自身情况的行序。当然,如果吉德炜所猜测的“笔记”并不存在,根据甲骨占卜活动所具备的天然优势,处于“劣势”的竹简应该是这样的状态——虽然不具备决定字序的机会,但还是拥有决定行序的“权力”。

  对于竹简,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,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,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,对此,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,下面简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一二。

  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,钱存训先生《书于竹帛》中提到:左手持简、右手书写,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,由远而近,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。劳榦先生在此书《后序》中进一步详解:左手书写,所有空简放左边,写好依据顺序放右边,形成自右向左的顺序,最后装订就据此而来。

  对于先编后写的情况,王凤阳先生认为:“原因之一是习惯势力的作用;原因之二还是书写上的方便。”“从右边写起可以边写边把卷着的简摊开,非常自然。如果从左边写起,腕下垫起大卷的竹简,写起来十分碍事,将编简摊开,移动起来也十分麻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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